古代墓碑石材装饰艺术

墓碑形制在东汉基本定型，随后因礼制规定的制约使其形制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变化不大。墓碑本身的功能又是以文字作为主要载体标识着墓主的身份，传递着墓主的生平功德。形制的定格和文字的主导地位使得墓碑装饰既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又有不能喧宾夺主的约束。总体而言，墓碑装饰更趋向于刀刻的绘画装饰艺术。绘画装饰艺术是忠实于客观物象的自然形态，对客观物象采用高度概括与提炼、突出和夸张其本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墓碑中凡具有绘画装饰的图案一般采用阴线刻和减地阳刻两种雕刻技法，刻痕较浅，碑面没有明显四凸变化。这种刀刻的绘画艺术同样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其绘画题材和装饰特点是人们对逝者“善后”的表达方式。

墓碑的装饰从最初素朴的具有一定实用象征意义的三圈“晕纹”开始，随着每个历史时期相关的绘画装饰题材变化而变化，并向纯艺术的装饰意味发展，既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艺术的审美特质。

汉代的绘画装饰以丧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为代表，题材广泛，艺术想象力丰富，极富装饰意味。然而东汉墓碑并未继承这种装饰表现手法，而是以文字为主，装饰为辅。墓碑的对其绘画装饰是有选择的，为使亡灵得到安息或出于其他目的，多为四神灵兽、神话传说、吉祥瑞物及几何纹饰等，主要装饰于碑首、碑侧、碑座不同位置，如《孔君墓碑》（永寿元年，、《王孝渊碑》（永建三年，、《鲜于璜碑》（延嘉八年，等碑。与后世墓碑相比，东汉墓碑装饰是简约的。碑首阴刻的半弧形“晕”在东汉墓碑中所占比例不小，圆浑而粗矿，古拙之中见流美，朴实之中富神韵。从东汉各地存留的墓碑来看，如西南四川墓碑装饰图案最丰富，以螭、龙、凤、虎、龟为主，山东墓碑多为凤、蛇、龙图案，这说明同一时代的墓碑装饰内容也存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三国晋南北朝碑时期墓碑装饰一方面继承了东汉时期的四神图案，如《爨龙颜碑》（大明二年，额题上部刻青龙、白虎与朱雀，体态波折舒展，碑穿两侧阳刻日、月，日中刊乌、月中镌膽餘。另一方面碑额纹饰从东汉的蟠、螭（一种无角的黄色龙）发展蟠龙纹、交龙纹等图案，并成为皇权与地位的象征。受佛教艺术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佛教题，如菩萨、飞天、祥禽瑞兽、忍冬草、莲花纹等。

隋唐时期受佛、道艺术的影响，装饰题材上除了鸟、兽等各种动物外，植物、花舟开始成为主题。常用的纹样有卷草纹、牡丹纹、宝相花、花鸟纹、华盖纹、联珠纹、缓带纹、人物纹、稀蒂纹、几何纹等。装饰手法有写实的、夸张变形的，并采用大“”型弧线，花中套花、叶中套花、枝中饰人等构成巧妙的艺术手法，是我国传统装饰图案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也对墓碑的绘画装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墓碑的两侧及碑阳文字四周都是纹饰最佳表现之地。其纹饰内容大致分为变形图案，写实花卉，飞禽走兽，方相神怪，人物故事和宗教等。大部分墓碑上的纹饰由于年久风化，多有残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大智禅师碑》（开元二十四年，是一件难得的代表作品，碑两侧，以线刻和减地手法刻出蔓草、凤凰、人物等错综复杂的装饰图案，整个画面繁縟、华丽、活拨、美妙。

宋元明清时期的整体特征偏向世俗化，装饰形式渐趋繁缛，题材内容增加了很多。动物图案常见的有狮子、麒麟、孔雀、蝙蝠、鹿、羊、鹤、鹰、锦鸡等。花丼果实题材有梅花、荷花、菊花、牡丹花、兰花、牵牛花、竹子、松树、灵芝、桃、石榴、枇杷、梨、杏、葡萄等。相互借用和结合的艺术化、理想化的手法也更为广泛多变，如禽鸟与花舟组合，昆虫与花丼组合等，强化了装饰情趣。吉祥图案开始流行“八吉样”、“道八宝”、“八仙纹”等等。这些时代审美取向深刻地影响着墓碑的装饰设计。从明十三陵的神道碑或神功述圣碑到民间墓碑，再到传教士墓碑，皆有世俗化题材的雕饰。

各时期的墓碑装饰题材，在艺术表现上大致可分为写实性风格、写实与装饰性风格、装饰图案化风格三类。这三类并非各自为阵毫无关系，而是互为补充，互相衬托，继而使不同的物象融会于墓碑之中，形成统一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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