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山陵墓碑林木文化
古代山陵林木文化
森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有对植物的图腾崇拜,这种崇拜发展为社祀,各地以其所崇拜的树木为该地“社木”、“社丛”,一经规定为社木,这种树木便是神圣的。松、柏、栗、桑、槐、栋、梓、榆等,皆曾为古代社木,古籍记载: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八傦》;
“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吕氏春秋顺民篇》;
“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白虎通卷一社稷》引《尚书逸篇》;
“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忉而后有枝”(《庄子人间世》;
“高祖起时祷于扮榆社”(《史记封禅书》。
这种社祀逐渐发展为春秋两季,后世相沿成习,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们对木、竹已不止简单的崇拜与利用,而是与丰富多彩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领域的精神生活相结合,如唐代《王驾诗》:“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元代《朱德润诗》:“村南村北赛田祖,夹岸杨柳闻社鼓”,并且不少树种成为独树一职的特有文化,如桑文化、茶文化、竹文化、松文化、梅文化等。中国姓氏中:林、梅、花、叶、李等,都是由图腾崇拜演变而来。
中国古代山陵墓碑的种植以松柏为重。松柏自古为我国重要的陵墓仪树,是我国陵墓绿化的固有传统。松被认为是百木之长,故在造字时从木从公。早在周代松树做为最高等级的墓地植树,《古薇书礼讳稽命征》:“天子坟高三初,树以松。”同时也把它作为门闾树种,《史记龟策列传》:“松柏为百木之长,而守门闾。”秦代不仅以松为她道之行道树,《汉书贾山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并且在其封禅泰山时,“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
柏木素有“苍玉礼天”旳美誉,《说文》:“柏,翰也”,《春秋讳》:“诸侯墓树柏”。侧柏是我国北方地区森林植被的主要树种,北京分布着大片的天然侧柏纯林。两汉皇族盛行“黄肠题凑”,刘昭注“题凑”:“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即用去皮后的黄心柏木,按向心方式堆鱼成的框形结构厚木墙,后来发展成为木构地宫。如北京大谋台汉墓的“黄肠题凑”,黄心柏木多达根,其陵墓周围亦遍植苍松翠柏。
北朝时期墓园墓碑封域广植松柏树木,一方面松柏年久,可保封土久历岁月而不消失,“植之松柏,不忍调枯”,“草短逾平,松长转直,节坟方固,园陵永植”。另一方面,增添封域悲寒之色,使悼者垂泪追思使逝者风范,“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泪堕片石,剑挂孤松”。
唐代称陵园区域为柏域,指在陵园周围栽植松柏以标志出陵园四至。武则天亦有诏令以松“树阙门闾”。
北宋诸陵遍植松柏枳桔,并以荆棘为禽。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另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期,每陵设有若干“柏子户”,免去他们的徭役赋税,令其专门负责培育松柏树苗,移植养护柏林。景德三年,“诏永安县诸陵松柏,宜令守当使臣等督课奉陵柏子户,每年以时收柏子,于滨河隙地布种,俟其滋茂,即移植以补其缺。民间园林,不得辄有侵取,违者论如律”。
清东陵通往孝陵墓碑的主干神道及通往各陵得支干神道两侧,遍植松柏作为仪仗树,孝陵神道两侧植十行紫柏,其他帝后陵神道两侧植九行苍松,共有二十多万株参天古树,砂山上广植的林木称为海树。
清西陵陵区内现存古松两万多株,多是在营建帝后陵寝时栽植的,以海栽和行栽等多种方式栽在建筑物旁、神道两侧和陵寝附近的丘陵地带。林海深处,有高營挺拔的巨人松。丘陵沟谷间,有一把把犹如撑开的大伞蛇立在奇峰岩石上的菩萨松。崇陵棱恩门内有十八棵下大上小的罗汉松,宝城与罗锅墙间,有几十棵白皮松,若双似雪。泰陵宝顶后的一棵卧龙松,树干曲迴,枝条交错,枝头沉甸甸枕在宝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