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山陵墓碑林木文化

古代山陵林木文化

森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有对植物的图腾崇拜，这种崇拜发展为社祀，各地以其所崇拜的树木为该地“社木”、“社丛”，一经规定为社木，这种树木便是神圣的。松、柏、栗、桑、槐、栋、梓、榆等，皆曾为古代社木，古籍记载：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八傦》；

“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吕氏春秋顺民篇》；

“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白虎通卷一社稷》引《尚书逸篇》；

“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忉而后有枝”（《庄子人间世》；

“高祖起时祷于扮榆社”（《史记封禅书》。

这种社祀逐渐发展为春秋两季，后世相沿成习，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们对木、竹已不止简单的崇拜与利用，而是与丰富多彩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领域的精神生活相结合，如唐代《王驾诗》：“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元代《朱德润诗》：“村南村北赛田祖，夹岸杨柳闻社鼓”，并且不少树种成为独树一职的特有文化，如桑文化、茶文化、竹文化、松文化、梅文化等。中国姓氏中：林、梅、花、叶、李等，都是由图腾崇拜演变而来。

中国古代山陵墓碑的种植以松柏为重。松柏自古为我国重要的陵墓仪树，是我国陵墓绿化的固有传统。松被认为是百木之长，故在造字时从木从公。早在周代松树做为最高等级的墓地植树，《古薇书礼讳稽命征》：“天子坟高三初，树以松。”同时也把它作为门闾树种，《史记龟策列传》：“松柏为百木之长，而守门闾。”秦代不仅以松为她道之行道树，《汉书贾山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并且在其封禅泰山时，“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

柏木素有“苍玉礼天”旳美誉，《说文》：“柏，翰也”，《春秋讳》：“诸侯墓树柏”。侧柏是我国北方地区森林植被的主要树种，北京分布着大片的天然侧柏纯林。两汉皇族盛行“黄肠题凑”，刘昭注“题凑”：“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即用去皮后的黄心柏木，按向心方式堆鱼成的框形结构厚木墙，后来发展成为木构地宫。如北京大谋台汉墓的“黄肠题凑”，黄心柏木多达根，其陵墓周围亦遍植苍松翠柏。

北朝时期墓园墓碑封域广植松柏树木，一方面松柏年久，可保封土久历岁月而不消失，“植之松柏，不忍调枯”，“草短逾平，松长转直，节坟方固，园陵永植”。另一方面，增添封域悲寒之色，使悼者垂泪追思使逝者风范，“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泪堕片石，剑挂孤松”。

唐代称陵园区域为柏域，指在陵园周围栽植松柏以标志出陵园四至。武则天亦有诏令以松“树阙门闾”。

北宋诸陵遍植松柏枳桔，并以荆棘为禽。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另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期，每陵设有若干“柏子户”，免去他们的徭役赋税，令其专门负责培育松柏树苗，移植养护柏林。景德三年，“诏永安县诸陵松柏，宜令守当使臣等督课奉陵柏子户，每年以时收柏子，于滨河隙地布种，俟其滋茂，即移植以补其缺。民间园林，不得辄有侵取，违者论如律”。

清东陵通往孝陵墓碑的主干神道及通往各陵得支干神道两侧，遍植松柏作为仪仗树，孝陵神道两侧植十行紫柏，其他帝后陵神道两侧植九行苍松，共有二十多万株参天古树，砂山上广植的林木称为海树。

清西陵陵区内现存古松两万多株，多是在营建帝后陵寝时栽植的，以海栽和行栽等多种方式栽在建筑物旁、神道两侧和陵寝附近的丘陵地带。林海深处，有高營挺拔的巨人松。丘陵沟谷间，有一把把犹如撑开的大伞蛇立在奇峰岩石上的菩萨松。崇陵棱恩门内有十八棵下大上小的罗汉松，宝城与罗锅墙间，有几十棵白皮松，若双似雪。泰陵宝顶后的一棵卧龙松，树干曲迴，枝条交错，枝头沉甸甸枕在宝城上。